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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德国法学家魏德士曾言：法律渊源学说属于宪法问题。若将此类法律法规统称为国家机构法，则假以时日，可以期待该领域形成一个子法律部门，且整理出一批子法律渊源清单。

他还指出，基本规范奠定了第一部——也就是不被任何实证法规范决定的——立法文件。这种《宪法》文本的自我指涉与进行制宪的意志行为也许有事实上的因果联系，但没有规范上的归属关系。然而，内容意义上的体系远非法律部门的总和所能体现，后者更多的是立法权能内部划分的反映，而与价值论—目的论体系的设想大异其趣。就宪法渊源这一歧语而言，值得反复重申的是，制宪权并非宪法的法律渊源。这也是哈特被称为惯习主义的主要原因。

在某些国家，普通或特别法院被授权或允许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此时宪法规范——基于合宪性解释的要求——就对普通法院的裁判具有直接的约束力。最后，与法律渊源研究类似，有关宪法渊源的讨论也存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宪法中原则条款的风险。这些情感，并不是社会中某些个人的特殊情感，而是为所有社会大众所共同珍视和看重的，它们属于社会中每一位最普通的人。

那么，法律体系中的结果性共识又是如何表现的呢?首先，就共识的内容来说，不仅包括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否定和制裁，还包括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因此，只要说明快乐或不快的理由，我们就充分地说明了恶与德(39)。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与其说不同学术流派给法律下了不同定义，不如说他们揭示了法律所具有(或应当具有)的不同意涵。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

(38)休谟：《人性论》，第510页。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较早出现的社会控制机制，禁忌一定给后来的其他社会控制方式提供了某些经验和启示。

(2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23页。反之，当他做出不合理、不恰当的行为时，心理感觉则是不快的——这种快乐或不快的心理体验，慢慢造就了一个人关于善与恶的判断。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很多时候也说不出具体的理由，因为禁忌是不讲道理的，某种语言、某种行为或接触某种人、物与人们认为要降临的恶果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37)。另外，据古罗马学者西塞罗称，在斯巴达人那里，人们能够用长矛所触到的所有土地都属于他们自己。

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进行说明。由于人是社会秩序的主体，因此，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有序化，实际上就是指这个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大多符合社会秩序的要求。但在法律语境中，这种超自然力量通常并不存在(现代世俗国家的法律尤其如此)，法律禁令所依靠的，乃是来自国家力量的制裁。卡西尔也强调，似乎没有一个社会(不管是多么原始)，不曾发展出一套禁忌体系②。

从涂尔干的论述可以看出，即便在法律的世界里，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标准的，其实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隐藏于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共识性的东西，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名称——情感、意识，或是其他什么，并构成了一个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共识体系，离开了这个体系，人类的社会生活将变得不可能。如前所述，在禁忌体系中，存在着两类共识：标准性共识和结果性共识。

最后，从外在保障来看，禁忌为人类的犯禁行为准备了一整套威慑和惩罚机制：一方面，以结果性共识的形式告诫人们，如果违反规则，将导致怎样的不利后果。(13)参见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在功利主义法学那里，法律是功利原则的制度落实。可以说，良知和责任是秩序形成的重要心理基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表明，乱伦倾向是隐藏在人类性本能中的危险特点(15)，因而，很多社会都有关于乱伦的禁制。我们应该说，现在我们称为法律的这一名词，包括了社会控制的所有这些手段(52)。(29)弗雷泽指出，为了获得粮食，原始人愿意克制自己的情欲。可以说，这两种体系并行不悖，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向成熟和文明迈进。

⑥从禁忌的属性角度，我们可以将禁忌分为两大类：一是仅仅关乎私人生活、个人情感和少数人特殊信仰的禁忌，为了论说的方便，暂且称之为私人禁忌。(52)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页。

要解释这种团结的原因并不难。(25)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第80页。

最典型的就是作为法律规范构成部分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相当于禁忌体系中的标准性共识，法律后果则相当于结果性共识。前者是一种正面引导体系，旨在对人性中那些诸如爱、怜悯、合作等美好特质进行引导和激发，目的在于培养合秩序的美德。

(19)参见E.A.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291页。此外，一些民族还认为，不正当的性行为会导致收成的失败和土地的不育(22)，等等。(43)可以说，基于责任的义务，才能够真正形成社会秩序，而这种责任，根本上来自人的内在良知。良知和责任感，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个有良知的人，内心一定会自觉地要求自己去做或不做某些事情。

因为，对那些除了害怕证人和法官外无所畏惧的人来说，如果无人知晓，他又会走上什么极端呢?(42)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国家制裁，根本不可能形成秩序。(22)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31页。

(53)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15页。显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共识，势必天下大乱。

④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38页 ⑤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38页。(54)在特定情况下，即便一个人违反了禁忌，但预期的惩罚并没有出现。

少数情况下当这种惩罚未能兑现时，便以集体报复作为辅助性手段。在这样的社会中，婚姻家庭秩序如何维护?纳亚尔人采用了一种虚构婚姻的方式。所谓禁忌，是基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而由社会强加的一套责任和义务体系。然而，法律体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世俗化和理性化而来，禁忌体系中的某些观念和做法已经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因而，法律体系中标准性共识的维护，无论是表现为结果性共识之具体内容的设定，还是应对违反标准性共识的外在手段，都不可避免地世俗化和理性化了。

性的需要和满足，原本是造物主赐给人类的美好礼物，然而，倘若这种需要冲破了一些必要的限定，便构成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20)参见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黄剑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0页。

由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破坏倾向，也就是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在相当多的人身上，这些倾向是十分强大的，它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25)。其次，就维护结果性共识的手段来说，法律主要借助于国家的物理性力量，而不是超自然力量。

就法律而言，禁忌主要在三个方面为法律作出了贡献：从主体行为来看，禁忌让人们养成了一种自我克制的行为习惯，这是法律秩序得以形成的行为基础。(12)参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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